论真理是系统

真理有两个尺度,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外在尺度指真理与其对象之间的符合关系;内在尺度指真理内在体系的无矛盾性。真理系统是客观事物系统的再现。只有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系统,才算是真正把握了它的本质和规律。一个概念,一个判断,只能反映客观事物系统的一个要素,一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背后的自由意志问题

长期以来,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法则受到了激烈的争辩。但是争辩双方却没有注意到它是否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如果不以个体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并由之而争取自然权利,伦理法则就会趋向于与权力、习俗相结合,形成压制个体德性提升的力量,走向道德目的的反面。考察中国伦理法则的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伦理法则没有依照自由意志发展,也没有产生维护自然权利的强烈需求,道德的呼吁往往流于异化。这种模式的根本改变需要我们从个体自由意志出发构建与实践伦理法则。     

人性化设计在城市公交车站中的运用——以南宁市公交车站为例

公交站犹如一个城市的名片,是人与城市沟通的纽带。作为城市公交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交站台必须要遵循人性化的设计原则,在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的同时,也要顾及人们的精神世界。本文以南宁市的公交车站为研究对象,通过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具体分析城市公交车站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建造更加合理的、安全的、人性化的城市公交车站提供参考依据。     

马克思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马克思的伦理学不是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社会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建立的"制度伦理"。马克思的伦理学实现了从个体本位的"抽象人道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关系本位的"社会批判伦理学"的转变。正是因为马克思实现了上述伦理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这一革命为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伦理承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学原理。但马克思并非是"伦理中心主义"的,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基础的"制度伦理学"。     

自力与他力:关于儒家与基督教的道德超越观念的检审

道德超越性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特质。在如何理解超越的根据、途径和目标上,儒家主张源于天赋良知的自力成圣论,基督教坚持源于他力救赎的因信称义论。关于先验善性与天命之谓性的设定是自力超越的可能性根据,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反省内求之路是自力超越的途径,内圣外王的天人合一之境是道德超越的最高目标。这一过程是回返原善开显良知与恭顺上天契合天命的统一,即内在而超越,取向知行不二,应该与能够合一。关于悖神的罪性论及其无能为善的设定是他力救赎的神学根据,打开信仰之门走上悔罪之路是接受神圣救恩的路径,因信而称义是道德超越的目标。这是在神人之间展开的启示—信仰—救恩的过程,即外在而超越,凸显知和行、应该和能够之间的距离。基督教关于人性幽暗面的洞察与神圣之维的彰显,可以提醒儒家对于人的有限性存在处境保持警惕。     

自然本性与理性选择——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及其问题

现当代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重要的资源,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伦理学概念系统则在现当代的讨论中得到了继承与重构。但其中很多细节问题却无法在讨论时被完全兼顾。对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中本性与理性这两个重要要素做出考察,可以一方面展示它们在思想史上的传承和推进,另一方面探讨其中蕴含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伦理学和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的发现和理论已在哲学的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心灵哲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考察认知科学对道德理论的实际作用的时机也已经成熟。本文不打算对这个课题作广泛的研究,只准备阐述与道德哲学家关心的内容有关的认知科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本文的目的,“认知科学”的标签在这里被使用的范围相当广,例如,包括对情感的研究或者对“热”和“冷”的认识。     

论魏晋时期的疾疫

魏晋时期指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共200年的时间。魏晋时期是个乱世,加之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疫病发生频率远远高于前朝。1魏晋时期疾疫概况魏晋时期有关疾疫的最早记载是魏文帝时期,魏文帝黄初三年“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城未拔,会大疫。”[1]。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2]此后,大规模的疾疫在正史中记载共有45次之多,见表1。表1魏晋时期疫疾概况序次时间地域内容出处1魏文帝黄初三年江陵大疫《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2黄初四年三月大疫《三国志.魏书.文帝纪》3同上宛、许大疫,死者万数《宋…